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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從1943年5月至1945年7月，是永安抗戰進步文化活動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走向新的高潮的階段。 這時由于國民黨政治上的日益腐敗和軍事上的嚴重危機，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騰。福建雖偏安一隅，但同樣是政治黑暗、經濟破產。各地的農民和學生運動此起彼伏。中共福建省委領導的林大藩游擊隊，在永安附近鄉村發動群眾開展反迫害，爭民主的斗爭，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的基層統治。永安抗戰進步文化界經過皖南事變后的一段暫時沉寂，總結積累了斗爭經驗，面對頑固派的高壓政策，逐漸地從過去轟轟烈烈的文藝宣傳，轉到扎扎實實的理論研究，開展國內外政治、軍事評論和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宣傳，把進步文化活動同不斷高漲的民主運動融為一體，為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實現民主政治而大聲疾呼。這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其間，《建設導報》《民主報》、東南出版社及省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等表現特別活躍。 《建設導報》創辦于1943年5月，為四開四版三日刊。該報是劉建緒主閩后為推行“地方自治”而建立的言論陣地。社長諶震是劉建緒的隨從秘書，總編輯周佐嚴（原浙江《民族日報》記者和駐金華通訊處主任，因中共金衢特委被破壞，疏散來閩，后因病住院曾由谷斯范接編），編輯謝懷丹、林子力，經理歐化群、副經理劉作舟，校對陳偉順、周璧，鐘尚文（即駱何民）也曾協助過該社工作。同年10月，諶震又請來李達仁、王石林分別擔任該報主筆和采訪部主任，從而使該報基本上掌握在中共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手中。他們除了部分摘登劉建緒的言論和有關“地方自治”的報道文章外，主要的是以多種形式刊登宣傳抗日、民主和評述國內外重要政治、時事等進步文章。1943年夏秋，頑固派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造反共輿論。國民黨福建省黨部辦的《認識》半月刊，連續發表《第三國際的解散》《解決中共問題的根本辦法》等反共文章。省黨部還唆使各地三青團組織向延安發電，狂叫要“中國共產黨立即解散”。《建設導報》發表了王石林的《國際一年》評論文章，該文借評述國際時局，巧妙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記者的復函內容和英、美等國的積極反應，正確闡述了共產國際自動解散的背景和目的，駁斥了頑固派的無恥讕言，消除了人們一時的誤解和擔心。該報還常登載郭沫若、茅盾、邵力子等知名人士的文章。尤其茅盾的《論所謂“生活三度”》在該報轉載后，曾產生過很大的反響。該報當時按照劉建緒的指示，發行至全省基層的“各保各校”，印數達3萬份左右，影響甚廣。后因進步傾向明顯，各地縣長拒絕代收報費而于1944年2月停刊。 這時，國民黨人辦的一份民營日報——《民主報》，已有較大影響。該報原名《閩北日報》，1936年創辦于建甌，1942年元旦改名《民主報》；同年10月至1944年3月底，曾與《大成日報》合并，出《大成日報民主報》聯合版；1944年4月1日恢復單獨發行，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后隨省會遷到福州，1947年春被特務唆使暴徒搗毀而停刊。 《民主報》社長朱宛粼，是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委。總編輯顏學回（后為副社長兼總編輯），是國民黨內堅持抗日進步的愛國人士。顏辦報態度比較開明，先后刊登過不少抗日進步文章。尤其1943年9月遷到永安后，該報副刊《新語》聘請左翼作家董秋芳擔任主編，進步傾向逐漸明顯。 董秋芳是魯迅和郁達夫的學生，抗戰前夕由郁推薦來閩。這時擔任福建省政府編譯兼省府圖書館館長。他隨省會遷到永安后，看到這里“知識荒”超過了“糧食荒”，就積極建議購買大量進步報章雜志，并向社會開放，使許多青年讀者從這里得到了革命民主思想的啟蒙。董秋芳主編《新語》副刊后，就明確宣布“要求民主”和“培育青年”兩條宗旨，后來還發起組織“新語讀者會”，團結了一批青年作者。《新語》除發表許欽文、吳秋山等老作家的文章外，更多的是發表青年的文學作品。當時有一批熱血青年，如念非，柳虞慧，燦抒、迢滔、于帆、晏石、周璧、柳無垠、戈揚、伯驥、夏侯、金來、金斗節仔等，都經常在《新語》上發表文章。董秋芳還在《新語》上組織幾次關于文藝運動、社會問題、婦女解放等的討論，引導青年正確認識社會，認識人生，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中央日報》（福建版）連續發表署名文章，從譏評指摘白話文運動到攻擊謾罵魯迅、高爾基，甚至公然反對民主政治，激起進步文化界的義憤。董秋芳組織進步青年在《新語》上發表大量文章加以批駁，在文化界產生很大影響。后來董秋芳覺察到《中央日報》的一些人，企圖把“論戰”引到政治問題上去，就及時剎車，停止論戰。然而倒行逆施的國民黨特務，在制造“永安大獄”的大逮捕中，仍然無理逮捕了一批進步文化人士，其中《新語》作者就有5人。董秋芳為此發表了《沉默之美》一文，形象地指出：“自然界的最大沉默”是“代表黑暗的夜的美”，“到處陰森森，黑沉沉，似乎依稀地可以看到只有幽靈們在憧憧往來”。他希望“有生命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而要“蓬勃的生氣的美”，要“陽光普照下的人間的美”。他號召人們“掙扎、戰斗，爭取這種人間的美。”文章發表后3天，董秋芳也被投進了監獄。 1944年8月以后，《民主報》還采納省政府秘書長程星齡的建議，聘請羊棗為該報撰寫社論和政治軍事論文。羊棗又時常約請李達仁、鄭書祥、趙家欣、葉康參等人撰寫社論和其他文稿。從1944年8月中旬到1945年7月中旬前后11個月，羊棗撰寫社論、評論76篇，李達仁66篇，趙家欣38篇，葉康參31篇，還有余志宏、鄭書祥等，總共達210多篇。這說明《民主報》實際上已成為進步文化人士掌握的一個戰斗陣地。他們利用這塊陣地，抨擊獨裁統治，揭露黑暗現實，為民主政治吶喊，極大地推動著國統區民主運動的不斷高漲。針對國統區基層政權存在的嚴重問題，該報發表《豪紳與民主》（1944年6月8日）短論，痛快淋漓地抨擊了由“地主、流氓、奸商、猾吏”組成的地方豪紳，如何“假借政令魚肉民眾”，又“假借民意反抗政令”的卑劣行徑。文章疾呼：“豪紳不去，中國的民主政治無法實現”。該報還呼吁人們“要爭取民主，獲得民權，必須有敢于拼命的精神”。要“改革”，就“必須經過一個血腥的斗爭”，不然將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假局”（1944年7月8日社論《為民主拼命》）。該報還揭露了國民黨當局所謂“總動員”的虛偽性，指出中國“仍然沒有總動員”，“沒有全面抗戰”，其原因就在于“政治進步不夠”（1945年2月2日社論《我們還需要進步》）。“中國之獲得最后勝利，當以廣大民眾因振奮于政治自由而發揮其最旺盛的潛力為根本條件，因為廣大民眾自覺自為的力量是無敵于天下的力量，因為民主的旗幟是勝利的旗幟！”（1945年2月27日社論《民主的旗幟是勝利的旗幟》）。羊棗在《統一團結——粉碎敵人的攻勢》評論中指出：“敵人在整個戰爭中誠然必敗，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抹殺我們今日的危機及其將來可能的影響”，“統一團結是實現民主的保證”，只有“實現了民主，一切當前的政治經濟困難才有了解決的基礎。”這些社論、文章，充分地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和愛國進步人士要求當局盡早結束黨治，還政于民，廢除一切法西斯政令，使中國真正統一團結，實現聯合政府的民主愿望和強烈呼聲。
▲永安出版的抗戰刊物 這一時期永安的出版發行事業非常興旺。東南出版社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個。它兼營的書籍出版、雜志編輯、書刊經銷三項業務，都辦得很出色。是抗戰后期傳播進步文化的一個重要陣地。 東南出版社創辦于1943年秋，諶震為社長兼發行人，江子豪（省汽車運輸公司經理）為董事長。李達仁、李力行、王石林前后任經理。建社初期，諶震從重慶帶回《天下一家》（威爾基著）、《東京歸來》（格魯著）和《聯合國概觀》（中外社譯）三本紙型，得到劉建緒、江子豪的資助首先出版。由于紙質好，印刷和裝幀水平較高而受到各方面好評。后經林樂恒介紹，郭沫若將他的譯著歌德的詩劇《浮士德》、小說《少年維特煩惱》及史學力作《先秦學說述林》交該社重版和出版。尤其《先秦學說述林》，是郭老十多年考古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在永安首次出版后影響很大。該書以后經修訂，分為《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兩個單行本（現收在《郭沫若全集》第一、二卷）。郭老收到該書精、平裝兩種版本后曾大加稱贊。該社經諶震、李達仁等慘淡經營，業務日益興旺，在重慶設有分社、在桂林設代辦處，與粵、湘、浙、贛、貴、川等地都有業務往來，常與《新華日報》及渝、桂進步文化團體、文化人士取得聯系。該社前后共出版30多種質量較高的書籍，如夏衍的《水鄉吟》，王亞南的《社會科學論綱》，茅盾、于潮等人在《中原》雜志發表的論文結集《方生未死之間》，張天翼、王昆侖等的《賈寶玉的出家》等，影響都很廣泛。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后，東南與西南重慶的聯系幾乎切斷，該社還積極配合浙、贛等地進步文化界，開展東南文化自給運動。從1945年初起，接辦《聯合周報》，增設門市部，并計劃陸續出版五套叢書（后因發生“永安大獄”未全部實現），為繁榮東南文化作了很大努力。 《聯合周報》原由《東南日報》駐永安辦事處主任蔡力行主編。編輯還有蔡振揚、姚隼、馬義等人。1944年2月創刊，1945年7月停刊。該刊曾舉辦過“永安劫后詩畫展覽”，展出薩一佛在1943年11月初永安被日機狂炸后的現場寫生、素描等一百余幅，由留日詩人覃子豪配詩，先后在永安、建甌、南平、沙縣等地巡回展出，影響頗大。該刊移東南出版社后，實際的主編人是李達仁，主要撰稿人有羊棗、王亞南、章靳以、余志宏、趙家欣、葉康參、鄭書祥、王西彥、彭世楨等。當時在重慶、桂林等地的郭沫若、巴金、茅盾、柳亞子、唐弢、艾蕪、駱賓基等，也在該刊發表作品，影響甚大。 東南出版社設立的門市部，生意相當興隆。除經銷本版書刊和羊棗主編的《國際時事研究》外，還通過圖書發行界的業務關系，從渝、桂、粵等地運回大量進步書籍在東南傾銷。其中相當部分是魯迅、高爾基、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思奇、華崗等名家作品；還有《新華日報》《群眾》雜志和《列寧傳》《毛澤東傳》《西行漫記》等“禁書”。這對傳播進步思想，引導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羊棗 羊棗（即楊潮）和王亞南到永安后，把進步文化活動推到了新的高潮。 羊棗于1944年6月前后經金仲華的推薦來永安，被聘為福建省政府顧問，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政治組長，同時還在美國新聞處東南分處兼職。羊棗學識淵博，才華出眾。他不但是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軍事評論家和新聞記者，而且也是一位精明干練、驍勇善戰的社會活動家。金仲華說他“就像火種似的，走到哪里，哪里就會熱火朝天地出現一片進步文化的生機。”羊棗一到永安，就不知疲倦地工作，分別給《改進》《新福建》《聯合周報》《民主報》《民意》及《東南日報》等多家報刊雜志撰寫政治軍事評論文章；同時還應聘定期給永安各界講演國內外政治軍事局勢。正如周揚說的：“自從他到永安，使死水般的東南文化界為之一振，出現了蓬蓬勃勃的進步活躍局面。”羊棗的文章和言論，當時在國民黨中上層人物中也有很大影響。 1944年9月，羊棗得到省政府秘書長程星齡的支持和編譯室李由農、董秋芳、葉康參、趙家欣、錢念之等人的協助，創辦了《國際時事研究》周刊。該刊是一份政治性很強的刊物，為了避免國民黨圖書雜志審查機關的糾纏，特意請劉建緒題簽，并以社科所和編譯室的名義編發，實際上主要是羊棗主編，李達仁、謝懷丹協助編輯。該刊到1945年6月25日停刊，前后10個月，共出39期。羊棗利用這塊陣地，前后發表論文54篇，40萬字。他利用在美新處兼職和精通英文的條件，大量閱讀來自各國的英文電訊資料，因此他所寫的時事軍事評論文章，比一般報刊都快捷及時，而且材料翔實，立論有據，見解獨到，切中時弊。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軸心國和同盟國雙方各國的歷史和現狀（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對戰爭全局及歐亞各個戰場的戰略戰役態勢，都有詳盡的研究，深刻的剖析和精辟的論述，并以其犀利的文筆和科學的預見而令人嘆服。 他對太平洋戰爭有過較系統的論述。1944年9月他預計盟軍對西南太平洋的新攻勢部署已近就緒，而且認定麥克阿瑟在攻登菲律賓的民答那峨及其他任何島嶼之前，必先攻占哈爾馬里拉或帛琉島，或更近一點的摩洛臺等島。文章發表后兩天，盟軍果然先后在摩洛臺島和帛琉群島登陸（《箭在弦上的太平洋新攻勢》《戰鏢新攻勢前的敵國》）。1945年5月，他精辟地分析了希特勒德國垮臺后的世界政治軍事局勢，準確計算了盟軍為解決太平洋戰爭需要調動的兵力及所需的運輸工具，基地和時間，科學預測了對日戰爭最后勝利的時間。他指出：“如果蘇聯參戰，如果美空軍對敵國本部的戰略轟炸特別有效，如果我軍反攻有力”，“至多三四個月，日本便可能完全崩潰”（《從柏林到東京》）。結果正如羊棗所料，文章發表不到3個月，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羊棗對國內抗戰局勢的發展始終極大關注。他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節節勝利感到歡欣鼓舞，但對國內局勢發展卻深感憂慮。他指出：“盡管聞盟友大勝而欣喜，我們卻仍無絕對樂觀的理由”。因為“敵人越是在海上失敗，他必越拼命在陸上掙扎”。他呼吁當局認清今日危機的嚴重性，不要“輕描淡寫”，“依然高喊一切絕對樂觀”，“不能再談什么誘敵深入”；而要“靠自己的努力”，“實現政治的統一團結，實施民主憲政”，“改善一切行政上、財政經濟上及軍事上的缺點”，集中一切力量粉碎敵人的救命攻勢（《決定意義的大海戰》、《粉碎敵人的救命攻勢》）。事實正如羊棗估計那樣，敵人正“傾其全力”，“企圖鞏固大陸基地”，不但企圖“打通陸上交通線，并且把西南中國與中印半島占領區打成一片”，發動了空前規模的豫湘桂戰役（《太平洋戰爭新局勢》）。在這個戰役中，國民黨當局并沒有“集中最強大最精銳的力量去保衛全局的要害”，而是以“兵力不敷分配”，“戰線太長”為借口，拒不調用“西北的勁旅”和“滇緬的精銳”（《環繞世界戰場》）。結果日寇長驅直入，國軍聞風潰逃。在這里，羊棗剔膚見骨地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陳兵西北，對日采取不抵抗和逃跑政策的險惡用心。 羊棗對歐洲政爭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先后發表了《方興未艾的歐洲政爭》《歐洲現實政治與英國》《從莫斯科看歐洲》《德意志的悲劇》《黎明的歐洲》等一系列論文。他透過歐洲錯綜復雜的局勢，抓住支配歐洲政局的兩個基本矛盾（一是兩個社會經濟制度對立，二是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鞭辟入里地分析了這些矛盾的斗爭和轉化，闡述了當時政爭的性質、特點和趨勢，指出決定歐洲和世界局勢主要的不是哪一個強國的軍事和外交行為，而是絕大多數的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是必然要勝利的。歷史完全證明了羊棗這些論斷的正確。 羊棗的政治軍事論文，當時在國內可說是一流的水平，他的不少文章被人們廣為傳誦，有的被美新處發往國外。他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論文，當時由趙家欣編成《太平洋戰爭新局勢》一書，由永安“戰時中國出版社”出版；有關歐洲關系的論文，由金仲華編成《歐洲縱橫談》一書，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印行。 與羊棗相繼來到永安的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被聘為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他的來到，使研究所面貌大為改觀，學術研究氣氛迅速活躍起來，成為當時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陣地。在王亞南的主持下，研究所聘用了余志宏、李達仁、謝懷丹、胡瑞梁等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員，由羊棗擔任政治組長，章振乾擔任經濟組長，王自兼文史組長。
王亞南在永安雖僅一年時間，但對進步文化的發展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孜孜不倦地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并獲得了重要成果。他在永安完成了《中國經濟原論》這部代表作，并在“經濟科學出版社”首次出版（后改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在這部巨著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特質和運動規律，進行全面系統的闡述，揭示了舊中國經濟關系的本質。他那精辟的剖析、有力的論據和獨到的見解，不僅啟發了人的覺悟，而且對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在國內外都有深刻的影響。王亞南針對抗戰期間中國“官僚資本活動得過于猖獗”的現實，和人們對官僚資本的模糊認識，深刻剖析了官僚資本的三種形態。指出以國家，政府名義經營的企業，名義屬于國有，但這只是一種外殼，實際上它是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處置”，并使其對“所有官僚資本形態發生或明或暗的內在聯系”。這對國民黨四大家族企圖以“國家資本”來混淆視聽，掩飾其官僚買辦資本的實質，無疑是個有力的揭露。
王亞南還十分注重對福建經濟的研究。他在《福建省銀行季刊》上發表了《福建經濟總論》，并領導和組織了由章振乾教授率領的調查組，對福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土地改革和經濟狀況進行為時3個月的調查。章在省研究院《研究匯報》上先后發表多篇調查研究成果，引起各方面強烈反響。 為了促進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宣傳，王亞南于1944年底創辦了《社會科學》季刊。他在翌年3月問世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代發刊辭》。他認為尊重科學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他總結世界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經驗后，痛切地指出：“在這個科學的時代，我們不僅要理解科學是關系國運的東西，絲毫大意不得；我們同時還要理解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原是一體的東西，絲毫歧視不得。”這個刊物先后發表了郭大力、章振乾、傅衣凌、余志宏、鄭書祥、張來儀、周憲文、李達仁、謝懷丹等學術價值頗高的文章。在永安發行至第3期止，后遷福州一直辦到1949年。在王亞南的積極籌備下，社會科學研究所還辦了“經濟科學出版社”，王任名譽社長，余志宏、張來儀主持具體工作。該社曾先后出版“中國學術叢書”“社會科學叢書”多種。 王亞南還先后在永安改進出版社出版《中國經濟思想評論》。在東南出版社出版《社會科學論綱》（后又經增訂改名《社會科學新論》在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等多種著作；在《改進》《聯合周報》《民意》等刊物上發表過近20篇論文，對宣傳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永安大獄”發生后，王被迫憤然辭職，前往廈大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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